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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茧成蝶 宪法中确立“草根民主”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实选择与制度重构

来源:   发布时间: 2014年05月26日

  【论文提要】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司法实践中一项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制度,回顾和总结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变迁,综观这一制度在实践中的运作,存在的诸多缺憾和立法空缺,严重地影响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实践中的作用。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成为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一环和新的起点,为了进一步规范人民陪审员制度,推进司法改革、保障司法公正、推进依法治国,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科学、现代的人民陪审制度势在必行。本文在论证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价值功能与我国本土化高度契合性的基础上,审视当前制度设定和实践中的误区及缺陷,从而构建符合中国国情、顺应司法改革和法治进程需要的制度模式,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全文共计9153字)

  【关键词】人民陪审员 司法民主 司法大众化 制度重构

  2009年3月17日,《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以下简称《三五改革纲要》)颁布实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也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当前,民主的要求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为人民陪审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一直以来,无论是司法实务界还是法学理论界,对于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存废进行着激烈的争执。2005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使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摆脱了理论上存废之争的困境。实践证明,人民陪审员制度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中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它是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促进司法民主的重要举措,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但是,由于历史与现实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人民陪审员制度还存在着问题和不足。本文将以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历史发展渊源、利弊分析及实践运用为考察视角,阐述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分析其内在的价值与功能,梳理司法与政治民主、公众参与性等法理基础,并就实践运用中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的不足,对确立《人民陪审员法》进行可行性分析,寻求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本土化路径选择。

  一、渊源与发展: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沿革

  (一)陪审制度的渊源。陪审制度是指由普通公民中的非法律职业人员参加案件审理的一种制度[1][①]。其真实含意是,是指国家审判机关吸收有选举或临时邀请的非职业审判人员参与审判案件的司法制度。据史料记载,陪审制度最早产生于奴隶制石器雅典的“公众参审”和古罗马的陪审法院,[2][②]这一做法被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所著的《雅典政制》一书称颂为“梭伦宪法最具民主特色”[3][③]。从公元11世纪英国亨利二世发布克拉灵顿赦令并形成审判一致原则。[4][④]到公元1275年英国颁布《威斯敏斯特条列》的大陪审团和公元1352年英伦爱德华三世颁布的法令组成小陪审团参与对案件的实体审判。这便是被世界各国法学家们公认的陪审制度的最早形成时期,史称大、小陪审团制度。后逐渐通行于英美法系国家。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大陆法系国家也相继实行陪审制度,有的还颁布了陪审条列和建立专门的陪审法院。20世纪初,世界各国采取了陪审员与职业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逐步由“陪审制”演化为“参审制”。[5][⑤]这一制度在英、美国家被誉为“是人类自由的保障,是普通法最为珍贵的产物”。

  (二)陪审制度的沿革。陪审制度作为一个司法概念虽在中国出现较晚,普遍认为是西方的“舶来品”,只要查阅和思考我国法制历史,就不难看出历代统治阶级在确立法治思想、颁布律典、推行司法制度上,虽然没有冠以陪审制的法名,但在历史作用上,毫不逊色于西方国家所谓的司法文明,成为中华法系的熠熠亮点。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初期,著名古代思想家、政治家贾谊指出以刑罚治理国家,多让民众参与,多听民众的话,就会是非分明。唐朝贞观三年唐太宗以“死者不可复生”的谨慎态度,对处决死囚积极推行“九卿共议”制度[6][⑥],并为以后建立大、小“三司推事”[7][⑦]奠定了法治思想基础。明朝沿袭了历史上司法会审的传统做法,在审理重大疑难案件时,举行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组成的“三法司会审”[8][⑧]并形成制度化。明朝朱元璋在继承各朝代的会审制度的同时,对朝审的重刑死囚犯、押解京城,由三法司会同内个学士、六部尚书、五军都督等众多官员共同参与审判,史称“九卿圆审”[9][⑨]。这些参审官员除主司审判的三法司官员外,其他官员其实质是充当着现代法学意义上的陪审员的角色。现代意义上的陪审最早出现在清末的立法活动中。1906年,沈家本在其主持编纂的《刑事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陪审制度,其意图仅在弥补法官知识的缺陷[10][⑩],当然这也是借鉴西方陪审制度的开始,但是由于现实的种种因素该法并未得到真正的实施。国民政府时期的《新司法制度》中也规定了实行参审、陪审制度。由此可见,历代统治阶级虽然专断,但也是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审判并实行有效地司法监督。因此,应当说陪审制度在中国法制历史上也是源远流长的。

  (三)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基于政治、历史、意识形态的原因,我国的司法制度师从于前苏联并移植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我国在革命根据地时即建立了人民陪审制度。1930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规定了陪审员参加审判的制度,抗日战争时期有的根据地也建立了陪审制度。人民陪审员主要由群众团体选举产生,也可以由机关和部队推选或者由法院临时聘请。人民陪审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享有与法官相同的权力。这是我国现代陪审制度的雏形。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75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制度。”人民陪审制度被正式确立为一项法律制度,并在全国普遍适用。

  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组织条例》规定实行人民陪审制,1954年,人民陪审制度作为一项基本的司法制度被写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6年7月10日,司法部经国务院批准发布了“关于人民陪审员的名额、任期、产生办法的指示”。1963年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结合基层普选选举人民陪审员的通知”。按照这些规定,人民陪审员主要设在基层人民法院。各基层人民法院首先要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候选人名单,然后由城镇或人民公社的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或者由基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一般为2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在需要人民陪审员的时候,一般采取临时邀请的方法。

  1975年人民陪审制度在《宪法》中被废除了,在1978年的《宪法》中又恢复了人民陪审员制度,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次明确规定了凡是由合议庭审理的一审案件都必须有人民陪审员参加。到了1982年我国现行《宪法》又将这一规定废除了。1983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也规定了人民陪审员制度。至此,陪审员制度从宪法原则地位下降为诉讼法中的原则。现行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都有关于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人民陪审员制度重获生机。

  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历时四年,经过三次审议,于2004年8月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2004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1月6日相应地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管理办法(试行)》。根据该《决定》,人民陪审员依据法定程序产生,依法参加审判,与法官同权。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单行法律, 是中国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一次重要举措。标志着人民陪审员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2006年10月31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是他所参加的审判庭的组成人员,同审判员有同等权利。”

  2009年3月17日颁布的《三五改革纲要》首次提出要“大力推动司法民主化进程”将“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扩大人民陪审员的选任范围和参与审判活动的范围,规范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的活动,健全相关管理制度,落实保障措施”作为2009-2013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亦将成为未来五年最高法院推动司法民主化的最大看点。

  为了做好新一轮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推动人民陪审员工作深入发展和促进人民陪审员制度进一步完善。201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0〕2号,以下简称《规定》)和《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若干问题的答复》(法政〔2010〕11号,以下简称《答复》)。这是落实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任务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具体步骤。《规定》和《答复》的颁布施行,对于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和职责进一步的明确,也对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作了更加具体规定,对人民法院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具有有效的指导和规范意义。

  在我国历史上,人民陪审员制度与其他司法制度一样,经历了时立时废、行行衰衰的艰难历程。但它在维护法律尊严,促进法制建设的巨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二、反思与比较: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利弊分析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已走过80多年历程,是具有优良传统的人民司法制度,对于弘扬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保证司法廉洁,增强司法权威等都起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人民陪审制度的价值与功能在于:第一,有利于保障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民主时代的历史要求,也是当下我国的司法理念。保障司法公正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吸收公众参与审判的人民陪审制度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陪审制度是一种‘草根民主’,他的民主就在于担任陪审员的是一般民众,而不是有特定身份的人;他的‘草根性’在于它通过普通百姓参与审判,平衡精英化的法官对法律的垄断,防止法律的过度精英化。”[11][11]人民陪审员大众性思维与法官职业思维有效互补,其专业知识对法官单一知识结构的弥补,人民陪审制度通过司法公开促进了司法公正。第二,有利于促进司法民主。人民陪审制度是司法民主的需要,民主是陪审制度的源泉与追求,而人民陪审制度则具有实现司法民主的价值。一方面给予公民一种参与的感受,赋予每个公民一种主政地位,使每个公民感到自己对社会成员有责任和参与了自己的政府;另一方面,人民陪审制度也为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地把握审判过程提供了机会,由此形成了公民与法官的实际制约。因此,陪审制度的意义不仅仅是某种象征性的民主,而更主要的是通过这种民主形式达到对司法公正的维护和追求。[12][12]第三,有利于司法监督,杜绝司法腐败。监督是陪审制实现的保障,失去监督的权利最容易产生腐败,国家审判权也不例外。“陪审员参与审判可以提高司法决策过程中的透明度,可以更好的贯彻公开审判的原则”。[13][13]由于陪审员不受各种外来人事、经济等因素的控制,可以处于居中地位,从而能有效抵制各种不良风气的滋生,能够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司法权利,防止司法腐败的产生。第四,提高司法权威和社会公信力。司法的公正与否,廉洁与否,可密切影响到人们对司法的信任和尊重,从而直接关系到司法的权威。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司法的公正、独立、监督、民主、清廉等,所有这些无疑都可以帮助司法权威的树立,可以提高人民对司法权威的尊重。同时,人民审判员参加审判有助于提高公民的参与观念,也有助于加深公民对司法制度的认同,还有助于提高公民对法律制度的接受与信任的程度,可以缩小法院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提高裁判的社会公信力。第五,有利于规范司法程序,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给法官增加了一道无形的约束,更加注重司法礼仪。人民陪审员以一定范围的社会资源和法官不具有的社会亲和力,又有一定影响力,群众认可和信赖度高,对成功调解案件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宣传法制教育群众,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矛盾和诉讼纠纷。第六,具有不可替代的法制宣传教育效果。人民陪审员通过直接参与审判活动,亲身经历有关的诉讼活动,不仅可以学到许多法律知识,而且从亲身经历的案例中获得启发和教训。他们可以通过向其他群众讲述自己的陪审经历,以及他们从中获得的法律知识传播给更广泛的人们,从而对全社会起到普法宣传的教育功能。因此,审判庭可以说是一所内容丰富范围极广的普法教育课堂。[14][14]实践中,公民参与审判,享有独立与法官的权力,标志着民众对国家司法权的分割与制约,可以对调和民意对司法的压力,监督庭审,维护司法公正,抵御各种对司法审判的干预,使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等起到很大的作用。

  但是,从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践来看,虽然2005年施行的《决定》对陪审制度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做出了规定,但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的缺陷也是不能忽视的。首先,人民陪审员制度缺乏明确的宪法依据,现行宪法未规定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司法民主重要内容的人民陪审制度,无论是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还是作为国家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其地位和作用而言,都应当在宪法规定法中加以规定。建国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四部宪法,前三部宪法都对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了规定,只是在不同的时期语言表述有所不同。现行的1982年宪法以及对该宪法所进行的3次修正案,都未规定人民陪审制度。在当前以依法治国为基本治国方略、以民主政治建设为基本纲领的形势下,这种情况不能不说是一种立法上的缺陷。其次,人民陪审员的规定散见于有关法律和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虽然《决定》对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了规定,但该《决定》比较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再次,人民陪审员的权利义务不明确,导致人民陪审员工作缺乏积极性和责任心。第四,人民陪审员的陪审案件范围不明确,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民群众参与审判的机会。2010年“全国人民陪审员数量由5.7万人增加到7.7万人,全年参与审判案件63.2万件,同比上升25.1%。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民事案件579.7万件”[15][15],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仅占各级人民法院审结案件的10%。

  三、整合与兼容:确立人民陪审员法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使人民陪审员制度成为必要和可能。在我国司法制度之下,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存在有其宪政基础、法理基础、政策基础和实践基础。尤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有其现实必要和合理价值。

  司法的大众化是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宪政基础。“陪审制度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16][16]司法的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特征,司法权同国家的所有的其他权利一样来源于人民,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根据人民的委托来行使司法权。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人民性决定了司法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决定了司法必须坚持精英化和平民逐一相融合的基本原则,也决定了人民群众满意与否是检验司法工作成败的最终标准。当前,人民群众以陪审员的身份参与审判,与法官共同审理案件,行使国家审判权,更加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促进司法民主,加强司法能力建设是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法理基础。“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17],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作为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司法民主就是要使司法过程最大限度实现公开化、透明化,要让人民群众能够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正义,就是要确保人民群众的参与全和知情权,以实现对司法工作的有效监督。加强司法能力建设,提高司法工作水平,必须从广大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一切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才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普遍认同。

  权力机关的大力支持是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政策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出台、最高院颁布的《规定》、《答复》等相关文件,为人民陪审员制度注入了新鲜血液而焕发出勃勃生机。“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积极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扩大选任范围”[18]。《三五改革刚要》的实施,使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蕴含着全面推进中国司法改革的不可多得的契机,我们已经看到了国家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视,在法律上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施提供了依据和保证。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我国法律文化传统和国民心理的特点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社会之中,

  促进司法民主,加强司法能力建设是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法理基础。“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17],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作为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司法民主就是要使司法过程最大限度实现公开化、透明化,要让人民群众能够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正义,就是要确保人民群众的参与全和知情权,以实现对司法工作的有效监督。加强司法能力建设,提高司法工作水平,必须从广大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一切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才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普遍认同。

  权力机关的大力支持是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政策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出台、最高院颁布的《规定》、《答复》等相关文件,为人民陪审员制度注入了新鲜血液而焕发出勃勃生机。“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积极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扩大选任范围”[18]。《三五改革刚要》的实施,使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蕴含着全面推进中国司法改革的不可多得的契机,我们已经看到了国家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视,在法律上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施提供了依据和保证。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我国法律文化传统和国民心理的特点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社会之中, 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的提出,为构建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提供了政治基础,“和为贵”的文化和“忌诉”、“厌诉”的价值取向,为构建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提供了文化基础,陪审制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经过多年历史的沉淀,民众的法律意识与陪审制的推行构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社会公众普遍呼吁和支持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其目的在于通过完善该制度以制约司法领域中出现的某些腐败现象,从而维护司法公正。“陪审制度让普通民众参与司法审判过程,直接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性质,是人民行使司法主权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从而使判决获得更为坚实的合法性基础”[19]。

  国内外司法实践是人民陪审制度的实践基础。国外陪审制的实施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久经不衰,其陪审制度改革的浪潮此起彼伏。我国从2005年5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实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不断推进。最高人民法院与财政部联合制定下发《关于人民陪审员经费开支有关问题的通知》,为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提供了经费保障;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在实践中人民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共同管理的具体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下发《人民陪审员管理办法(试行)》,对人事管理方式、方法和工作步骤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初步形成了人民陪审员管理模式;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规定》和《答复》,对人民陪审员的职责、权利和参审案件做了具体的的规定,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和规范意义,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人民陪审员制度。

  近年来,各地各级人民法院在施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基础上,就更广泛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审判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陕西陇县、河南禹州法院的“人民参审制”[20]、陕西高院推广的“公民代表当庭发言制”[21]和河南高院尝试的“人民陪审团制”[22]等探索,都是让普通民众以社会法官的身份直接参与司法活动,对审判工作进行民主监督,以保障司法公正,抑制司法腐败,其在国家民主制度和司法实践中的积极效应和独特价值,成为中国特色的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途径。这些扎扎实实的工作,使人民陪审员工作沿着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不断向前迈进,为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

  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的提出,为构建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提供了政治基础,“和为贵”的文化和“忌诉”、“厌诉”的价值取向,为构建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提供了文化基础,陪审制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经过多年历史的沉淀,民众的法律意识与陪审制的推行构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社会公众普遍呼吁和支持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其目的在于通过完善该制度以制约司法领域中出现的某些腐败现象,从而维护司法公正。“陪审制度让普通民众参与司法审判过程,直接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性质,是人民行使司法主权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从而使判决获得更为坚实的合法性基础”[19]。                                                                                                                                              国内外司法实践是人民陪审制度的实践基础。国外陪审制的实施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久经不衰,其陪审制度改革的浪潮此起彼伏。我国从2005年5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实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不断推进。最高人民法院与财政部联合制定下发《关于人民陪审员经费开支有关问题的通知》,为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提供了经费保障;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在实践中人民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共同管理的具体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下发《人民陪审员管理办法(试行)》,对人事管理方式、方法和工作步骤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初步形成了人民陪审员管理模式;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规定》和《答复》,对人民陪审员的职责、权利和参审案件做了具体的的规定,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和规范意义,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人民陪审员制度。

  四、重构与前瞻: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本土化路径选择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更好地把公民有序参与司法引向深入,进一步实现司法民主,是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一个具有时代价值的课题。公民参与,让司法工作更具有广泛性,公民通过参与司法实践,现场感知国家司法的文明与进步,学习到法律知识,并感染和影响其他民众对司法的认识,向社会传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于培育一种亲近法治、信赖法治、参与法治的公民意识,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随着时代的发展,只要我们能够进一步把握司法民主的内在机理,认准人民群众参与审判的发展方向,并坚定不移地在实践中不断拓展人民群众参与审判的内涵和功能价值,日趋完善的人民陪审制度,必将成为绽放于世界东方的又一司法奇葩。其在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也必将发挥令人意想不到的巨大积极作用。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正沿着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不断向前迈进,使之更好的发挥其作用,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是恢复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宪法地位,为完善我国陪审制度提供宪法依据。通过修改宪法,在宪法的公民权利义务一章中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规定参加陪审的权利和义务。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和民主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应当在宪法中占有一席之地,应当具有明确的宪法依据和宪法保障,现行宪法没有对人民陪审员制度作明确规定,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宪政制度的一大疏漏。《决定》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制度的立法缺陷,但其毕竟只是一部单行法律,实难改变陪审制度被“矮化”的尴尬。建议全国人大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恢复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宪法地位,为重构有中国特色的陪审制度提供坚实的宪法保障。

  二是制定《人民陪审员法》。从立法上解决现行陪审制度存在的若干制度性缺陷。人民陪审员法的制定既要立足于我国具体的国情和民情,同时也应合理吸收和借鉴国外陪审制度的科学经验。人民陪审员法应当对陪审员的产生、上岗资格、权利义务、参审程序、生活待遇等作出具体规定。建议在条件成熟时,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上升为专门的《人民陪审员法》。

  三是明确陪审员权利义务,使权利和责任相一致。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笼统地规定陪审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享有与审判员同等的权利,实际上陪审员与审判员的职权和职责没有完全等同,只有科学地界定陪审员的职能,才能有效调动陪审员的积极性,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陪而不审、由主审法官唱“独角戏”的非正常现状。是否实行陪审方式审判,应当由当事人选择。当事人选择实行陪审审判的,则应当采用人民陪审员的形式。 

  四是严格界定适用陪审的案件范围。由于陪审员在法律素质和办案经验上与职业法官有一定的差距,为了确保审判质量,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的范围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但不适用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上诉或抗诉案件。第二审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特别案件不宜由陪审员参与,简单民事案件或轻微刑事案件可以不需陪审员参加。

  五是加强陪审工作的经费保障,为陪审员提供合理的生活待遇。建议将陪审工作所需费用列入政府的财政预算范围,拨给法院专款专用。同时,适当提高陪审补助标准,切实解决陪审员的生活待遇问题,解除其后顾之忧。

  六是在制定出台《人民陪审员法》的同时,还应当对《人民法院组织法》,以及民事、行政、刑事诉讼法的有关条款进行修改完善,使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立法上更加系统和规范。

  结语

  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一个具有历史痕迹与政治特色的司法制度,已深深嵌入中国政治体制当中,当前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进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也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不断完善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推进人民当家作主、参与国家管理的重要方式,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有着重要作用。人民陪审员制度只有在《宪法》这一根本法的高度上设计,才能在社会中形成尊重审判、尊重人民陪审员、尊重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法制理念,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确保“人民民主”在司法审判的真正确立。相信通过不断探索和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完善,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制度—《人民陪审员法》最终能咬破茧囊羽化成蝶。

  [17][①]吴玉章:《法治的层次》,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第179页。

  [18][②]公元前594年,雅典的新兴商业贵族梭伦当选为执政官,为限制和消弱贵族会议的权利,提高民众大会的作用,梭伦颁布宪法和陪审法院,规定每个公民均可以当选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

  [19][③]由嵘、胡大展:《外国法制史》第41页。

  [20][④]前因3第121页。规定审判刑事犯罪必须用12名证人作为陪审员,只有12名证人意见相一致,才能作为判决证据。

  [21][⑤]邹瑜、顾明:《法学大辞典》第1398页(陪审制)

  [22][⑥]叶孝信《中国法制史》第153页

  [23][⑦]前因⑥第216页

  [24][⑧]前因⑥第327页

  [25][⑨] 前因⑥第456页

  [26][⑩]王利民.《司法改革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第432页

  ⑾周永坤:“人民陪审员不宜精英化”,载《法学》2005年第10期,第9页。

  [27][12]丁爱萍,《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载《人大研究》,2003年第4期。

  [28][13]何家弘:《陪审制度改革断想》,载《中国律师》1999年第4期。

  [29][14]青岛市北区法院:《浅析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司法价值》载《山东审判》2008年第4期。

  [30][15]王胜俊:2010年3月11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工作报告。

  [31][16]〔法〕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上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5页

  [32][1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33][18]王胜俊:2010年3月11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工作报告。

  [34][19] 沈德咏:关于司法大众化的几个问题 ,《人民司法》2008年第19期

  [35][20]从2008年起,陕西陇县人民法院就在全县广大农村和城区办事处建立法务庭。每个法务庭由法官、参审员、调解员三人组成。参审员由村支书担任,调解员由村主任担任。这种模式充分吸收广大村干部参与司法活动,将大量的纠纷化解在诉前和诉中,有效地减少了信访现象的发生,因而被称为“能动主义司法模式。

  2009年3月,河南省禹州市法院联合禹州市司法局,在全市10个法庭所辖的26个乡镇办事处,推行以人民法院为主导、司法行政部门(司法局、司法所)和村民调组织共同参与的人民参审团制度。庭审后,人民参审员可就案件事实及如何裁判提出口头或书面意见。对人民参审团的口头意见由合议庭成员记录在卷,书面意见亦应放入卷宗,供合议庭合议时参考。人民参审制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36][21] 2008年10月份以来,陕西省高院在全省法院系统推广“公民代表当庭发言”的人民群众参与审判制度。

  [37][22] 2009年2月17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在公开审理梁红亚死刑上诉一案中,专门邀请了当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庭审。庭审结束后,请他们对一审的定罪量刑是否适当发表意见。他们的意见将作为二审合议庭的重要参考。河南省高院首次尝试“陪审团”参与死刑二审的事情经过媒体的报道,在社会上引发热议。

  (该文荣获全市法院“审判权运行与行政法适用问题”研讨活动二等奖)

作者:刘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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