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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以死刑犯应有的公正审判权为视角

来源:   发布时间: 2014年05月26日

  论文提要:

  在诉讼中,由于审判是决定被告人命运的最重要和最终的诉讼程序,因此,审判程序是否公正成为程序是否公正的一个关键环节。或许正是因为公正审判的重要性,一系列区域性的或者全球性的人权公约甚至明确将公正审判权作为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

  但在中国,不仅宪法没有明确将公正审判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而且中国诉讼法中,尽管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使用了“公正审判”这一术语,但立法者和司法界并没有对公正审判的具体适用界域提供可操作性的解释,更没有对公正审判权作出明确规定。1998年10月中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尽管目前还未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但该公约所确立的公正审判权标准如何与我国三大诉讼法的立法与实践相协调与完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立法界、司法界、理论界乃至全社会所广泛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1]

  在刑事诉讼中,死刑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往往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刻存在着生命被剥夺的危险,如何消除冤假错案的发生,确保犯罪嫌疑人得到公正的审判,保证生命不会被非法的剥夺,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公正审判权是犯罪嫌疑人应有的并却应该得到保证的权利,本文正是基于以上问题的思考,首先在阐述公正审判权含义与内容的基础上,指出中国死刑司法程序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完善中国死刑司法程序的建议,希冀对中国司法制度的进一步改善有所裨益。(全文共6540字)

  一、公正审判权含义与内容

  “公正审判权”,即公民获得法院公正审判的权利,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公民所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它旨在保障公民能够通过司法途径并经法院的公正审判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对于现代刑事司法制度而言,公正审判权是其中的核心概念。联合国通过一系列国际性文件所确立的刑事司法国际标准,主要围绕着对公民公正审判权的保障而展开。公正审判权在内容上包含《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14条和第15条的规定。公正审判权所包含的具体权利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部分:基础性规定、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和其他规定。[2]

  (一)公正审判权的基础性规定

  公正审判权的基础性规定是指《公约》第14条第1款和第2款的规定,具体包括法庭前的平等权,由合格的、独立的及中立的法庭审判的权利,审判公开的权利和被推定为无罪的权利。法庭前的平等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人人都有平等地诉诸法庭的权利和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原则。由合格的、独立的及中立的法庭审判的权利首先要求法庭的司法管辖权必须是预先依法确定的,独立于任何具体的案件;其次要求法院的机构独立和法官的个人独立;再次要求法官必须在客观上和主观上保持中立。审判公开的权利包括法庭审判的公开和判决的公开。法庭审判的公开要求法庭必须使公众可以获得有关开庭的时间和地点的信息,并在合理的限度内,为公众出席法庭审判提供充分的便利。法庭审判的公开不必然适用于所有的上诉程序,在某些上诉程序中可以以书面材料为基础进行审判。法庭审判的公开具有三种例外情形。判决的公开有两种途径:口头宣布判决和公布书面判决。判决的公开有两种例外情形。被推定为无罪的权利有四项要求:控方承担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并且在证据有疑问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结论;排除对指控的所有合理怀疑后方可认定被告人有罪;被告人应享有与被推定为无罪的权利相一致的待遇;所有公共当局有义务不预断审判结果。

  (二)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

  《公约》第14条第3款规定了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的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具体包括下列7项权利:被告知指控的权利,准备辩护的权利以及与辩护人联络的权利,受审时间不被无故拖延的权利,出庭受审、辩护和获得指定辩护的权利,传唤和询问证人的权利,免费获得翻译人员帮助的权利以及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被告知指控的权利只适用于正式起诉后,不适用于正式起诉前的诉讼阶段。被告知指控的权利要求,在正式起诉作出后,以书面形式、用被指控者知晓的语言立即告知被指控者指控所依据的法律和一般事实。准备辩护的权利以及与辩护人联络的权利包含有充分的时间和便利准备辩护的权利以及有充分的时间和便利与辩护人联络的权利。在有充分的时间和便利准备辩护的权利中,“充分的时间”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充分的便利”的含义非常广泛,包括查阅案卷、获得开庭通知等。为了保障有充分的时间和便利与辩护人联络的权利,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了四项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迅速被准许获得律师的帮助;与律师秘密联络;律师应当能够在不受任何不适当干预的情况下,根据公认的职业道德来给被指控者提供法律服务;在被指控者需要翻译且贫困的情况下,为其提供免费的翻译人员。受审时间不被无故拖延的权利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期间的起点和终点,二是期间的评价标准。期间始于指控的提起,终于作出终审判决。何谓合理期限必须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判断,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观点,应当主要考虑被指控者的行为、案件的复杂性和国家机关的行为。出庭受审、辩护和获得指定辩护的权利包括三项权利:出庭受审的权利、辩护的权利和获得指定辩护的权利。出庭受审的权利与缺席审判的合法性密切相关。出庭受审的权利并不禁止所有的缺席审判。如果已经充分提前告知了被告人与其相关的指控,而被告人拒绝出庭,则可以对其进行缺席审判。辩护的权利是指被指控者有权亲自辩护、选择辩护人辩护和被告知可以聘请辩护人。获得指定辩护的前提条件是“司法利益有此需要”。司法利益与犯罪的严重性和案件的复杂性等因素相关。指定辩护并非都是免费的,只有在被告人没有足够能力支付辩护费用的案件中,指定辩护才是免费的。为了充分地保障被指控者辩护的权利和获得指定辩护的权利,人权事务委员会特别强调律师辩护的有效性。传唤和询问证人的权利包括询问控方证人的权利和传唤已方证人出庭的权利。询问控方证人有两种方式:亲自询问和通过辩护人询问。在法庭审判阶段,或在程序的其他阶段给予辩方询问控方证人的机会都可以使该权利得到保障。传唤已方证人出庭的权利并不是不受限制的,被告人只有权要求法庭认可的、与辩护相关的证人出庭。免费获得翻译人员帮助的权利不仅适用于审判阶段,也适用审前阶段;不仅适用于口头语言的翻译,也适用于书面资料的翻译;不仅适用于外国人,也适用于本国公民。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要求不得为了获得有罪供述对被指控者施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身体或精神压力。通过强迫的方式获得的有罪供述不得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如果被告人提出其有罪供述是通过强迫的方式获得的,缔约国有责任证明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是其自愿作出的。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不允许从被告人的沉默中得出对其不利的推论。[3]

  (三)公正审判权的其他规定

  公正审判权的其他规定是指《公约》第14条第4款至第7款和《公约》第15条的规定。这些规定的内容包括: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特殊保障,上诉权,因为误判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受重复追究的权利和不受事后制定的法律追究的权利。从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现有观点来看,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特殊保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程序的特殊性;其二是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非刑事化处理。上诉权又称复审权。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上诉权具有绝对性。上诉权的绝对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上诉权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犯罪,即不仅仅适用于严重犯罪;上诉权适用于二审法院推翻一审无罪判决的案件;最高法院不能享有初审管辖权。为了充分地保障上诉权,二审法院不能将审理的范围仅仅限定于法律问题。但是,上诉权也不要求进行一次全面的复审,只要二审法院能够审查案件的事实方面就足够了。另外,上诉许可也不必然违反上诉权。因为误判而获得赔偿的权利建立在以下四个条件之上:第一,对被告人已经作出了最终的定罪判决;第二,其后定罪被推翻,或被定罪的人被赦免,其根据是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确实表明发生了误判;第三,被定罪者对误判没有过错;第四,刑罚已经实际执行。不受重复追究的权利只与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而被定罪或宣告无罪的情况相联系。在另一个国家被定罪或宣告无罪,则并不受该权利的保护。不受重复追究的权利有两项例外:第一项例外是有新证据或新发现的事实,可能影响案件结果;第二项例外是先前的程序中有根本性缺陷,可能影响案件结果。不受事后制定的法律追究的权利中的“法律”既包括“国内法”又包括“国际法”。“国内法”指的是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或与此相当的普通法规范。在刑事领域,“国际法”的渊源只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两种。不受事后制定的法律追究的权利包含得益于较轻刑罚的权利,即“如果在犯罪之后依法规定了应处以较轻的刑罚,犯罪者应予减刑”。根据《公约》的规定,不受事后制定的法律追究的权利并不是绝对的,各国公认的一般法律原则可以成为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根据。[4]

  二、中国死刑司法程序的特点与问题

  (一)中国死刑司法程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死刑案件的管辖级别较高,只有中级以上的法院才有权审判可能判处死刑的刑事案件。

  2、死刑案件的辩护权有特殊保障。《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3款规定:“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一规定不仅适用于一审程序,而且适用于二审程序和再审程序。

  3、死刑案件的审判一律适用“正式审判程序”,不适用“简化审”程序或者简易程序。

  4、死刑判决确定之后尚有专门的核准程序。《刑法》第48条第3款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根据这些规定,死刑判决除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以外,必须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才能发生法律效力。这实际上为死刑案件在两审终审制增加了一道程序保障。

  这些特殊的程序规定对于确保死刑的准确适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从国际准则的角度看,中国适用死刑的司法程序在立法和实施两个方面均存在明显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

  1、立法和法律解释规定的死刑司法程序本身公正性不足,如一审法院对非法证据的排除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和具体的程序规则,致使一些本该被排除的非法证据成为定案的根据;证人不出庭以及律师权利受限,导致法庭质证不充分,不仅直接限制了被告人在法庭审理中的质证权和辩护权,而且影响了法院认定事实的准确性;二审法院对死刑上诉案件长期、普遍不开庭以及允许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改判加重判处死刑等,损害了程序公正。

  2、死刑司法程序受到“重刑主义”观念的强烈冲击和外界的较多干涉,不仅多数死刑案件的核准程序曾经长期名存实亡,而且在一、二审中难以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如“严打”中的“顶格”判刑问题,“留有余地”判死缓问题,二审与复核审曾经长时间合二为一的问题,等等。总的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因为受到重刑主义的政策和外界的影响所致,使得本来就比较脆弱的司法程序在执行中又被打了折扣。

  三、完善中国死刑司法程序的建议

  中国死刑司法程序存在的上述问题,已经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危害后果,既不符合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需要,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公众对于建设法治国家的信心也受到较大冲击。为了保证死刑案件的公正审判,严防错杀无辜,并在合理可接受的限度内平稳地减少死刑的数量,立法机关和司法系统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积极的努力:

  (一)刑事司法观念的转变

  中国死刑司法程序应当坚决摒弃长期以来主导刑事司法全过程的“专政型司法”观念,尽快树立“公正型司法”的观念。这种转变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从“有罪推定”转向“无罪推定”;2、从“重实体轻程序”转向“程序先于实体”,即通过正当程序达到实体公正的处理结果;3、从重刑主义转向“宽严相济”,特别要消除迷信死刑的观念;4、从国内标准转向国际标准。[5]

  (二)加强对侦查机关权力的法律规制

  侦查机关权力缺乏应有的规范和制约,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缺陷之一,也是中国与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主要差距之一。根据侦查程序的法定原则和比例原则,所有强制性侦查权力必须有法律上的明确依据,遵守法律规定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而且强制侦查手段的使用必须与侦查目的和案件的性质、严重程度相适应。为了确保侦查机关自觉遵守法制,必须对一些重要的侦查行为如逮捕羁押、搜查、扣押、查封、监听等实际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不应当由侦查机关自行裁量。如果缺乏对侦查权力的有效司法约束,包括死刑案件在内的所有刑事案件的侦查取证活动就可能游离于法律之外,死刑案件的错判就无法避免。

  (三)完善死刑案件一审程序

  相关司法解释已经对死刑案件的一审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要求,这些要求无论对于保障被告人的公正审判权,还是对于促进一审法院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应当全面贯彻落实。然而,从国际准则的要求以及促进公正审判的实际需要出发,中国死刑案件一审程序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第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开庭前的证据开示制度,或者自侦查终结开始实行辩护人全面阅卷制度,保证被告人和辩护人的充分知情权;第二,在立法上确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且明确排除证据的程序、标准以及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第三,对法庭审理程序实行定罪与判刑程序分离的原则,同时对定罪和判处死刑实行最高的证明标准;第四,以严格落实回避制度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合议庭人数(并且坚持陪审员的人数必须多于职业法官的人数),并对合议庭以及审判委员会的表决实行绝对多数制。[6]

  (四)完善和改革死刑复核程序

  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法院以后,新出台的有关法律解释[7]对死刑复核程序做出了三点新的、补充性的规定,这些规定从保证死刑的公正适用来说,在程序法相对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这些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将死刑复核程序确定为另一种“事实审”程序,这既不符合两审终审制,也不利于最高人民法院集中力量统一审判过程中的法律解释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对于已经下级法院两审终审的案件,应当仅仅进行“法律审”,就死刑案件而言,应当重点审查下级法院死刑判决的法律适用和死刑案件的审判程序是否合法,而不应当对每一件进入复核程序的死刑案件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诉讼程序方面进行全面审查。实际上,在事实认定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并无任何比较优势;只要下级法院在事实认定方面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也没有明显违背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尊重一、二审法院的事实认定,以便将事实认定的责任主要落实在事实审法院,促使控辩双方就事实方面的争议尽可能在一审、二审期间进行充分的质证和辩论,并且使死刑复核程序逐步向“法律审”方向转化。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将死刑问题的矛盾焦点集中于最高人民法院,也才有利于在保障程序公正的前提下维护下级法院裁判的权威性。

  (五)完善死刑案件审判监督程序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各级人民法院可以主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抗诉提出审判监督程序,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案件以后所作的判决可以判处重于原判决的刑罚,甚至改判死刑立即执行。从公正审判权的国际标准以及法治国家的经验来看,对已经生效判决确定罪责的案件,公共权力机构原则上不得再启动诉讼程序,进行重复追究,这是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基本要求。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除了应当将申诉改造为再审之诉外,还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规定:除人民检察院抗诉明确要求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以外,人民法院对裁判已经生效的案件再审以后不得判处重于原判决的刑罚,以体现禁止重复追究的精神,确保再审法院的中立地位,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


  [1]赵建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关于公正审判权的规定[J].法学研究,2005。

  [2]肖泽晟:宪法学—关于人权保障与权力控制的学说[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第50页。

  [3]林喆等:《公民基本人权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3页。

  [4]陈瑞华: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评马修的“尊严价值理论”[J]中国法学,2000, (3)。

  [5]徐显明:国际人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6]林喆等:公民基本人权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2007年3月7日)第40-42条。

  (该文荣获全市法院“审判权运行与行政法适用问题“研讨活动优秀奖)

  作者:李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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